中國憲法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許崇德先生于3月3日晚11時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消息稱，許崇德，著名法學家、著名政治學家、杰出法學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學科奠基人、新中國憲法學奠基人之一，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原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原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原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許崇德是中國人民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學位點建立人和主持人，共出版專著、合著和參與編寫學術書籍70多種，發表各類文章300多篇。許崇德是新中國憲法制定的重要見證人，參加過1954年憲法起草的輔助工作，全程參與了1982年憲法修改，并參加起草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基本法。

　　許崇德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有一定造詣，詩詞散文、書畫篆刻都有涉獵。編有三卷本《香草詩詞》，出版了《許崇德詩草》《學而詠懷——許崇德詩詞集》及雜文集《涓水苔痕》。

　　從小就很重視讀書

　　1929年，許崇德出生在江蘇省青浦縣(現隸屬于上海市)的一個小鎮上，出生僅幾個月爸爸就去世了。許崇德的外公是清朝時期的秀才，媽媽也是讀古書長大的，后來在當地招收一些女學生，教她們讀書。聽著頭懸梁錐刺股的故事長大，加之書香門第的文化熏陶，許崇德從小就很重視讀書，“我現在還記得小時候，媽媽抱著我唱唐詩”。

　　后來，許崇德上了洋學堂，媽媽對他要求頗為嚴格，不僅學習任務要完成，還要練習毛筆字。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被日軍占領，母親帶著年幼的許崇德四處逃難，先后輾轉江蘇農村、上海租界地和皖南，但無論到哪里，許崇德都會被安排到當地的學校繼續學業，努力不受戰亂的影響。

　　當問及幼年遭遇戰亂、四處逃難的境況，為何依然不放棄讀書時，許老很平淡地說：“無論如何，我就覺得，念書是不能放棄的。”

　　命中注定學憲法

　　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不能放棄念書”的許崇德考上了復旦大學學習法律。

　　許崇德說，當時是由于看到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有中國法官參與，遂立下要學習法律的念頭。“因為戰爭原因，當時我討厭侵犯中國的日本人，就想著怎么‘整’他們。看到法庭審判戰犯用的武器是法律，于是決定了要學法。”許老一字一頓地說。

　　但這只是促使他選擇法律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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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原因頗為有趣。“因為從小我數學老不及格，對數理化也沒興趣。”就這樣，許崇德開始了漫長的“與法結緣”之路。

　　與憲法結緣還是在他進入復旦大學讀書之后。

　　那時的憲法還叫做國家法。在復旦大學，有位叫做張志讓的老師開了一門很“火”的課，主要剖析蔣介石時期制定的中華民國的國家法。之所以“火”，是因為張老師講得很透徹，學生們聽得也津津有味、獲益匪淺。這給了許崇德很大影響，讓他喜歡上了國家法研究。

　　1950年本科畢業后，許崇德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太過湊巧的是，許崇德居然真得被分配到了自己喜歡的國家法研究方向，“正中下懷”，許老高興地回憶道，“所以我說我也許是命中注定學憲法”。

　　全國第一期普選

　　1953年暑假，許崇德和同學們被派到山東泰安農村，參與全國第一期普選的試點工作。當時，選舉法剛頒布，在“沒有選舉法、沒有普選”意識的群眾中間宣傳并開展普選工作，是一件難度相當大的事情。

　　許崇德所在的工作隊首先從培訓當地青年團員開始，再一步步嚴格按照選舉法進行實踐，努力把選舉和選舉法講得很通俗，整個工作進行得都很順利，群眾們覺得自己的選民證就如同一張“光榮證”。

　　借著第一期普選的機會，國家也希望可以結合選民登記來進行人口普查。“當時一直說我們有四萬萬同胞，但究竟新中國有多少人？不得而知。”

　　問題出現了。由于舊社會重男輕女的思想嚴重，當地婦女幾乎全都沒有自己的名字。怎么辦？

　　“現起名字唄”，提到這個小插曲，許老頗為得意地說，“我給她們起了好多好多名字，告訴她們，‘以后這就是你的名字了’，她們都很高興的。”

　　25歲進中南海

　　1954年，從山東普選試點回到北京，許崇德正趕上了當時新成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招兵買馬。作為學習憲法的“對口”人大研究生，他自然被選中進入了委員會。

　　委員會全部工作都在中南海展開，剛剛25歲的許崇德進駐中南海，開始了自己在秘書處資料組的工作。

　　當時，作為委員會的普通工作人員，許崇德的工作主要有三項：

　　一是收集整理各國憲法。最后成果是“印了三冊資料”，分別是中國近代憲法、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憲法。

　　二是整理編輯了一本“憲法名詞解釋”。“當時的領導們大多打仗出身，得編一本類似于字典的名詞解釋給他們看。”

　　第三項工作才是重點。憲法的起草在全國征求意見，掀起了全民大討論。許崇德所在的資料組負責整理來自全國各地的意見建議。

　　正是這段時間，我國淮河和長江流域遭遇特大水災。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人民群眾們對憲法的討論熱情，這讓許崇德記憶深刻。

　　“當時聽說，有的地方，人們一邊抗洪，一邊抽空在河堤上學習討論。”許崇德回憶說，“由于水災，很多‘意見’都是先用防水的油紙一層層捆好，再專程由飛機運到北京。拆油紙的時候心情是很激動、很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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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懷這種感動，許崇德他們在中南海里日夜整理來自全國各地的憲法起草意見，并且分門別類，從幾百萬條意見中最終形成了一本厚厚的“全民討論意見匯編”。

　　1954年9月，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親歷過當時場面的許崇德說：“憲法通過時會場氣氛十分熱烈，墻外鞭炮聲四起，很激動人心。”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選出了1226名代表，為什么是1226名呢？因為懷仁堂只有1226把椅子。”每當回憶起這些有趣的小段子，許老總是顯出驚人的記憶力。

　　就這樣，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年輕人，在中南海見證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的全過程。

　　奪回自己的自行車

　　“‘文革’對我沒多大影響。”回憶起十年動亂被下放到江西勞動的時光，許老平靜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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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文革”對于許崇德最大的“損失”就在于，這讓他失去了自己勤奮摘抄了一箱的讀書卡片，以及保留齊全的整套《新華日報》。

　　面對這些，許崇德似乎格外地樂觀。“老發愁也沒用，而且我也不覺得孤單，大家都一樣。”許老說，他總是覺得，這一切終究會過去的。

　　當時全國紅衛兵大串聯，許崇德的自行車被紅衛兵征用走了。過了好長時間，遲遲不見歸還，這讓他“耿耿于懷”，一直惦記著。

　　后來有一天，許崇德上街溜達，突然發現了自己的自行車就停在路邊。想到當初配的兩把車鑰匙還有一把在手，許崇德上前開了車鎖就把車騎回家了。

　　那個時代，給許老的回憶依然是這么平靜而有趣。

　　本分的教書匠

　　做了大半輩子的“教書匠”，許崇德似乎格外“本分”，從沒有考慮過要換工作，只是埋頭做學問、帶學生。

　　人大畢業后，許崇德留校任教。“第一次上課不緊張”，許老說，當時都是集體備課，要先寫出講稿，經教研室通過后再去給學生上課。

　　許崇德面對的第一撥學生都是有著5年以上工作經歷的同志們，幾乎都比自己年齡大。“我和他們就是同志關系，跟后來那么多學生也都是同志關系。”許老生前半幽默半認真地總結道。

　　到現在為止，他一共培養了近六十個博士生，這其中不乏韓大元、王振民等業界精英

　　許崇德說，學術之于他，也是責任、也是興趣，“其樂無窮”。面對“為什么選擇一直當老師”的問題，許老說，可以培養出人才，桃李滿天下。“我媽媽也是老師。”

　　許老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可他說這些都是用來“調劑生活、調劑心情”，只是閑暇時的自娛自樂。

　　許老的故事很多，說起這些故事，依然低調、淡然與世無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