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的意義就是為了避免像我這樣的學生在學校待久了，容易得自閉。

而上學的意義也是為了避免像我這樣的孩子在家里待久了，容易犯神經。

考慮到像我這部分學生的存在，學校為了維持兩極平衡，在我們快要自閉的時候適時的安排假期放我們回家休息，在我們快要神經的時候召回我們返校學習。

在自閉與神經之間搖擺不定，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病態平衡，最后學校會在學生即將崩潰的時候告知我們“病人情況很不穩定，需要轉院治療”，于是我們就畢業啦，于是考研的考研，工作的工作，各有各的去處了。這病，也就交給了上一級大學或社會再去治。

其實也沒必要去治，久病成良醫。一部分像我一樣的學生早就學會了在快要自閉的邊緣時，從“神經”處借一點快樂和樂觀，學會了在快要神經的邊緣時，從“自閉”處挪一些冷靜和靜思。在樂觀與冷靜中做好擺在手邊的事情。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高中的時候，我覺得擺在我手邊的事情分為兩種：可做可不做的與不得不做的，看起來很單純，做起來也的確很簡單。而上了大學以后，可做可不做的事成了不得不做的，不得不做的又成了可做可不做的事。于是我又發覺事情忽然變得微妙起來，我所熟悉的關于事情的兩種分類結合成了一類：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這事看起來很矛盾，其實做起來比看上去還要矛盾。

但也相安無事，我偶爾也會懷念我的高中生活，懷念我的同學和老師，他們讓我擁有了一段快樂的回憶，在回憶里我是一個十足的神經病，可以說“神經”有余，但不夠“自閉”。我也不排斥我的大學生活，不排斥我的室友和導員，我能確定在未來的回憶里我同樣也會懷念他們，因為他們讓我變異出一種可以在“自閉”與“神經”之間切換的超能力，帶著這股超能力讓我可以去處理那些看似矛盾的“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之事”，兼之“神經”與“自閉”。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我把其中的“譽與非”理解為“神經與自閉”，其中的“勸與沮”則對應為“樂觀與悲觀”。而我之所謂大學教育，就是為了像我這樣的一部分學生能在“譽與非”之間找尋一個平衡點，在“勸與沮”之中調節好自己的心態。在經歷一件件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情過后，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