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張藝謀是中國爭論最多的導演。幾乎他每拍一部戲都會引來罵聲一片，以至于媒體中有拿“罵不到的張藝謀”頭版頭條。張藝謀的出現，是在謝晉電影時代結束的。過去的中國電影可以說都是參雜著太多的權利意志的。而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紅高粱》則突破了謝晉模式，按照制作人的愿來編導。因中國電影首次在西方A級電影節獲獎，當時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還為《紅高粱》舉行了慶功會，很多人都說張藝謀為國爭光，為國產電影開了個好頭，但《紅高粱》之后卻遭受了一系列的攻擊和辱罵。影評人、文藝評論者的嘴堵都堵不住你說一句這里不好他說句那里不行。這就好比去餐館吃飯，自己本沒胃口，卻專要挑剔，說這個菜放多了鹽，那個菜太辣了，容易上火。似乎這菜成了他們之間唯一可以爭論的話題，成了他們之間好高騖遠的裝飾品，到頭來，不僅他們斗得兩敗俱傷，電影人也受到了莫大的打擊。如果說這些人批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人，那便是中國電影的悲哀了。在我看來，這些人無疑是覺得沒趣時可以隨便拿一部電影來玩味一下，一直能在媒體上透透氣。好像是閉關修煉成功的仙人要出山了。假若是今天看見看見誰批的電影怎么怎么不好，他卻認為這個人的批評觀點沒到恰處，總想展示以下自己“獨到的見解”，明天有在某某報紙上拿這部電影開刀了。

張藝謀的作品，大都是以反映中國社會現狀為題材的。說實話，我很佩服他這個人，他確實是一個罵不到的戰士。《活著》可以說是張藝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可惜在國內被禁。這是一部題材厚重的作品，而他卻能夠舉重若輕地拍出來，真是難能可貴。張藝謀說《一個都不能少》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退出了戛納電影節，這是西方人以一種政治化的眼光來解讀中國電影。但現在中國文化已漸漸被西方人所接受，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就是最好的佐證。《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揭露中國河岸一面的作品。當時還獲得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多項獎，無可置疑，國內優勢罵聲一片，這對于張藝謀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一些自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又扯著嗓子大喊大叫，在那一刻他們心里是最痛快的，因為這一刻他們能憑著自己的特殊身份來為自己涂脂抹粉。就像是久逢甘霖一樣的要喝水，抓住了獵物就不會輕易放手了。殊不知，原來斯文的知識分子也會有崢嶸的一面。也許一些人會跟著他們的思想走，認為這些人是“正真的勇敢的武士”。

《活著》讓張藝謀這個大師級的導演在大眾心里站穩了腳，他的電影也在西方的國際電影節上屢屢獲獎，國外是對他的一致好評，而國內卻把他當靶子打。甚至有人說他是用中國陰暗的一面來取悅西方人。如果國內某部電影在國外的了某個獎，我們中國人就認為一定是西方人搞了什么鬼。反倒是我們中國人太敏感太警惕了，這根本上就是對中國電影的一種否定。北京奧運會張藝謀一直在以一種文藝表演的形式，將中國的傳統主流文化展現給世界看，這本無可挑剔，但一些有話語權的人，先不管說的對不對，先磨磨嘴皮子再說。

中國的電影制度是成功的——多了這么一批人。與其說是在“批林批孔”，還不如說是在革故鼎新。也可以說是失敗的——評論者和知識分子沒有傾盡全力，也許，他們認識到你一句我一句是徒勞的了，如果在胡攪蠻纏，恐怕只能狼狽地退回來了。

我想中國多幾個張藝謀是好的，一個是能夠排除一些貼近百姓貼近生活、反映中國社會現狀的電影。二是能夠不讓那些文藝評論者不丟飯碗。